| ,且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参加活动、考试、评优的时候还面临着各种歧视;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在校舍安全,饮食卫生、教学质量等各方面均无保障,且均未取得正式的办学资格,处于“非法办学”的局面;政府对这类打工子弟学校更多的是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因为政府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在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面临非法,难道你把它们取缔后孩子无学可上就合法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控制呈现出较为无序和混乱的局面,且国家并未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当中,因而笔者称之为前控制阶段。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其实也是控制手段的一种,因为这种“不作为”在当时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这一阶段末期,学术界也开始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尚处在刚起步的阶段,研究人员较少,成果也不多。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有学者总结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遇到的两个最棘手问题,即“新”和“难”。“‘新’,即以前无解决如此大数量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先例”,“‘难’,即这些外来人口流动性大、数量多、户籍管理混乱,解决其子女就学问题需要投入的资金大,因而很难彻底解决问题。”[9]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把流动儿童教育难题的轮廓做了一个清晰的勾画。
(二)有限抵制阶段
199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套全国性的关于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法规。在此基础上,1998年3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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