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他者与自我反省

2001年5月至2005年2月5日，我单独一人或与兴趣相投者分别走访了贵州部分农村地区和长征沿线农村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学校教育产生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感受。我对农村，特别是对农村少数民族的偏见曾经根深蒂固。虽然我身体内流淌着一半彝族的血液，却主要出生和成长于以汉族为主的贵州省毕节市，加上父母亲经历过不堪回首的极左年代，从未告诉我关于他们民族和家族的历史，特别是“大一统”制度下的中国教育不可能赋予地方历史文化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自我诉说的权利和自由言说的空间，我因而对贵州历史尤其对贵州彝族历史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毕节”这个地名源于彝语“跸蛴”的谐音。从小与毕节城镇周边的农村人的交往，并未使我改变对他们的偏见和歧视。这与毕节艰苦的物质生活环境和成人们苦口婆心的教育不无关系。

毕节农村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包括彝族、苗族、布依族等等。关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经常听到的都是“野蛮”、“肮脏”、“愚昧”、“落后”诸如此类的字眼。常有人如此说：“不能当着苗族称呼他们为“苗子”，苗族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性称呼，如果被他们听见，就会被揍，因为他们很野蛮。”成人们的教诲使我从小就产生对农村特别对农村少数民族的误解和隔阂。即使我在毕节二中担任教师期间，曾经与农村学生前后相处了七年，对他们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偏见、厌恶和歧视使我从未对毕节乃至整个贵州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产生丝毫兴趣。相反，我像许多毕节人一样，从小就期盼着有一天能够走出封闭保守落后的深沟大壑。自身努力和各种升学制度，以及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给了我走出大山进入都市的机会。

对贵州态度的转变，与我在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部分高校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在贵州省教育厅工作期间，我有幸与贵州农村教师广泛接触，特别当我阅读了他们的许多来信之后，农村教师的生活世界开始吸引着我，使我不得不反思已有的偏见、歧视和无知。记得有一次我与同事接待来自全省各地的十多名全国优秀教师。我们真诚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他们的感激，以至于他们在饭桌上竟然称我们是再生父母。我尽管不十分赞同如此的感激，这种感情的流露却说明农村教师长期处于普通老百姓的群体之中，与上层的政府官员有一道难以消除的鸿沟。他们很少到县城与政府官员见面，更不用说到高一级政府机关甚至最高政府机关与官员接触。中国农村教师的生活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相隔遥远。贵州部分高校的许多农村学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积极奋进的精神使我深感愧疚和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农村学生走入都市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也使我不得不反思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共同性的问题。由于工作限制，我直到2001年，才真正深入农村与当地人接触。

2001年5月我与贵州省政协文史天地的美术编辑、贵州省毕节师专的美术教师以及毕节一些地方文人，一起走访了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亲眼目睹了威宁草海边上几户人家的生活状况。当时，草海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很大破坏，原因很多，其中人为因素是主要的。例如，填海造田和旅游开发。随后我们又去到了遥远而神秘的石门坎。石门乡位于云南省昭通市与威宁县交界处，曾经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石门乡政府位于背靠一着大山的斜坡上，石门乡小学和中学就在它的右下方。到了石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拥挤在乡政府左上方的斜坡，那是当地人赶集的地方。地势不平坦、人多嘈杂、满地的淤泥，似乎给陌生者一种杂乱无序列的印象。而实际上却又是有序的。赶集的人们或是在挑选喜欢的物品，或是与熟悉的人交谈。由于我从小就对赶集司空见惯，因此，一到石门坎，之前的神秘感顿时消逝得无影无踪。直到我们聆听乡镇领导讲述石门历史，才开始真正了解石门。

据当地人介绍和有关文献记载，石门坎主要居住着苗族，有部分彝族。“石门坎”这个名字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命名的。站长英国的立场，柏格理无疑肩负着国家的使命，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柏格理和当地的有识之士，石门坎就不会曾经被喻为西南少数民族的最高文化区。与石门坎齐名的另一个最高文化区是以彝族为主的四方井。当时西南三省许多少数民族子女就读于这两个地方。需要提及的是，石门坎和四方井曾经开男女同校之先河。就外语教学而言，当时的情况与今天正好相反。乡村小学三年级开设外语课程，而城区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开设。今天，城区小学三年级一般都开设外语，而乡村小学因为条件限制未能开设。

石门坎吸引我的主要原因是，传教士柏格理孤身一人走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帮助当地苗人兴办学校和医院，并鼓励和帮助他们恢复修家谱的文化传统，甚至与当地有识之士一起发明苗文，从而促进苗人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当然也传播了基督文化。当我们极端地强调传教士对中国农村的文化渗透之时，石门坎的实际情况却表明文化传播与文化尊重的客观存在和重要性。西方基督文化传入石门，无疑对当地苗人产生影响，不过，也要看到，柏格理并未单纯站在欧洲文化的角度，将石门苗族文化视为落后，而是将欧美文化传播与恢复苗人文化相互结合。这也是他深受当地苗人爱戴的重要原因。当他不幸染上风寒而逝，上千的苗人从几十里之外赶到石门参加葬礼，可见柏格理与当地苗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果说石门坎是苗人的最高文化区，那么四方井便是彝人的最高文化区。就整个威宁和昭通甚至西南来看，四方井和石门坎都是当时最先接触西方基督文化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两个地方。我所思考的问题是：外来文化的传入对当地文化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石门坎和四方井为何没有昔日的辉煌？中国政府、学者和大学生志愿者对农村的关注如何才能变得更加理性化？中国农村文化如何才能成为农村教育的文化资源？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2001年10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由于自身原因，我并非一开始就选择农村教育作为研究方向。折腾了好几年，我才决定研究农村教育。应该说，这一决定与我对农村态度的转变以及导师的启发有很大关系。如果今天仍然对农村抱有偏见甚至歧视，我肯定对农村教育不屑一顾。研究者如果对所研究的问题没有兴趣和感情，他就绝对不会全身心投入。特别是研究农村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者总是以文化人自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农村，偏见和歧视就难以消除。这样的研究只会加深研究者与农村之间的误解和隔离，不利于研究者自我反省，甚至给农村教育和整个中国教育带来负面效应。
2003年8月我与贵州大学一位对贵州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和深厚功底的教师一同参观了毕节大吞彝族土司庄园。当时碰巧赶上许多彝族青少年文化表演队，我从他们的相貌特征和神态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我的另一半属于汉族，却从小生长在毕节，我在相貌和性格上更加接近彝族。这种感觉在我第二次去到威宁的时候，再次被强化。

2004年11月我独自一人重访威宁。这一次我主要逗留在威宁县城，接触了很多彝族亲朋好友、部分教育官员和部分中学校长。当我与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从彼此的相貌特征、说话的声音和气质上，再次确认我在大吞土司彝族庄园有过的那种感觉。我想，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由于外界各种因素对我的负面影响，这种认同意识曾经被“城市”、“文明”、“先进”“开放”等现代时髦词语和观念所遮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我对西方与中国、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看法。重访威宁使我的偏见开始消退。

2005年1月5日至2月5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考察小组走访长征沿线农村中小学之后，我对农村特别对农村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教育的偏见和歧视几乎荡然无存。如今，我深深地意识到原来的偏见和歧视只不过根源于无知的傲慢态度和自私的排外心理。那是一种都市人或多或少存在的文化心态，一种缺少包容的自我中心主义。实际的访谈，与部分研究者的交谈和相关文献的阅读，我开始相信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尤其存在于都市人和都市学者的思想观念之中。